《行政处罚法》必须以中央立法的姿态逐一去对每一类行政处罚活动表达立场，并形成细致化的规则。

例如，巴塞尔协议III实质性地提高了银行的资本充足要求，[8]这在增强金融市场稳定性和银行吸收风险能力的同时，也使得银行向中小企业和个人发放的贷款减少，导致后者转而依赖P2P借贷平台及其他金融创新来满足信贷需求。科技手段的发展不但加剧了企业与用户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而且在数据驱动的金融创新与传统金融监管之间形成了信息鸿沟，迫使监管者创新和升级其监管方法和手段。

惟其如此，金融科技才有可能对传统金融业务模式形成补充乃至部分替代。金融科技的创新本质呼唤监管包容，而其风险特性则需要审慎应对。[51]这是就规范意义上的P2P而言，不包括P2P平台自身直接作为交易一方的情形。循此定义，FCA将监管科技大致归为四类：①提高信息共享效率的技术，包括替代报告方法、共享设施、云计算和在线平台。有学者甚至提出，机器人监管者能够消除人类的错误。

监管科技的确切内涵尚无定论，大致存在狭义和广义两种理解。[42]尽管作为一种新生事物，高频交易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尚未形成统一定义，各国立法者和监管者也往往通过描述性的揭示特点的方式来予以认定，[43]但就本文的关注而言，高频交易的关键特征有二：一是自动化，借助算法和程序自动进行交易。根据引渡法规定，外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引渡请求，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请求国法律，在收到引渡请求时，由于被请求引渡人已被赦免，不应当追究被请求引渡人的刑事责任的，应当拒绝引渡。

（二）实行特赦制度是贯彻实施宪法的重要实践 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而特赦是针对特殊群体的有条件的赦免，特赦只能在判决后免除刑罚的执行，不能消灭其罪。具体而言，各国根据具体国情对于赦免制度的规定并不一致。（二）实行特赦制度是对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的落实，充分体现人道主义精神 特赦是国家依法对特定罪犯免除或者减轻刑罚的制度，也是一项国际通行的人道主义制度。

9月15日，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化教育界和无党派人士举行座谈会，通报并征求对特赦问题的意见。值得说明的是，当时战犯占在押罪犯的比例是非常小的（约占0.04%）。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十六条第三项规定，经特赦令免除刑罚的，不追究刑事责任，已经追究的，应当撤销案件，或者不起诉，或者终止审理，或者宣告无罪。1954年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行使大赦职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特赦职权。据统计，首次特赦, 释放反革命罪犯和刑事罪犯12082名、战犯33名, 另有389名获减刑。（二）我国宪法对特赦制度的规定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宪法对特赦制度有明确规定。

2015年8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部分服刑罪犯的决定》时，有的常委委员提出，特赦是宪法规定的制度，实行特赦有重要的宪法实施意义，建议增加根据宪法决定特赦的表述。宪法第八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根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决定发布特赦令。1975年1月, 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召开。当天, 刘少奇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 宣布对于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和伪满洲国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实行特赦。

1963年3月30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1964年12月12日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百三十五次会议和1966年3月29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分别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特赦确实改恶从善的蒋介石集团、伪满洲国和伪蒙疆自治政府的战争罪犯的决定》。实行特赦是根据宪法规定所作出的重要实践举措，2019年6月，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令。

1982年宪法在继承1954年宪法对于特赦制度规定的基础上，根据我国实际和实践经验，删除了关于大赦的规定，明确我国实行特赦制度。1978年宪法第二十五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决定特赦的职权。

文章来源：西交民巷23号微信公众号。按照宪法, 叫特赦, 不是大赦。此举传递的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有利于增强全民的宪法意识，形成举国上下维护宪法制度、尊重宪法权威的社会氛围，有助于让宪法思维内化于全体国人心中，并全面推动宪法的贯彻实施。时间上也只适用于法院判决生效之后。按照毛泽东的建议，1959年9月8日, 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 讨论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的建议》。（四）2019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对部分罪犯实行特赦 2019年6月29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根据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对部分服刑罪犯予以特赦的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令，对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做出过较大贡献并获得省部级以上荣誉称号的服刑犯以及符合条件的老年犯、未成年犯等九类部分服刑罪犯实行特赦。

至此，新中国先后实施七次特赦，彻底释放全部在押战犯。世界上许多国家在宪法以及刑法等相关法律中对赦免制度作出了规定。

通过征求各界意见，考虑到避免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人民不高兴等，中央最后决定不向一届人大二次会议提出关于大赦的议案。2015年、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根据宪法两次发布特赦令，对于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参加过保卫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对外作战的服刑犯以及符合条件的老年犯、未成年犯等实行特赦，充分彰显德政之治，怜老恤幼，与民更始，向社会传达宽容和人道主义的精神，反映了根据不同的社会形势、犯罪种类、罪犯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立场，符合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精神。

为了更具体地指导各地执行特赦政策, 当天还下发了《中共中央关于特赦罪犯的指示》, 对特赦的具体步骤、方法、宣传以及特赦后的安置等作出详细规定。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不断通过立法实施宪法，通过立法落实宪法规定和精神。

1959年9月15日，毛泽东在向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文化教育界和无党派人士通报并征求对特赦问题意见的座谈会上又一次强调：凡是改好了的, 我们赦免。如办此事，离国庆只有三十几天时间，是否来得及审查清楚？或者不赶国庆，在秋天办理即可，但仍用国庆十年的名义。根据现行宪法第六十七条、第八十条的规定和过往实践做法，我国已初步形成了由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依照法定程序作出特赦决定，国家主席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发布特赦令的特赦制度框架体系。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规定共作出过九次特赦决定： （一）1959年新中国首次实行特赦 1959年8月24日, 毛泽东同志在杭州致信刘少奇同志：我想到，今年国庆十年纪念，是否可以赦免一批（不是‘大赦，而是古时所谓‘曲赦，即局部的赦免）确实改恶从善的战犯及一般正在服刑的刑事罪犯。

我国刑事诉讼法也有涉及特赦的规定。9月14日，毛泽东代表中央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考虑该建议。

慎刑恤囚是我国自古以来的历史传统。此后，1975年宪法未对赦免制度作出规定。

2019年6月29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之际，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作出特赦决定，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发布特赦令，对九类服刑罪犯实行特赦同日，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特赦令，对参加过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等4类部分服刑罪犯实行特赦。

此举传递的是依宪治国、依宪执政的理念，有利于增强全民的宪法意识，形成举国上下维护宪法制度、尊重宪法权威的社会氛围，有助于让宪法思维内化于全体国人心中，并全面推动宪法的贯彻实施。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实行了九次特赦。宪法第五十五条规定，保卫祖国、抵抗侵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每一个公民的神圣职责。在草案审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认真研究和及时回应各方面对宪法问题的重大关切，确保通过的法律、作出的决定、决议与宪法的原则、规定、精神保持一致。

作为宪法实施的重要途径方式，直接适用宪法规定实行特赦对于切实增强宪法意识、彰显宪法精神和力量、全面推动宪法的贯彻实施，具有重要的宪法意义。历史上在相关法律没有出台以前，还有195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宪法第三十一条第十四项的规定，作出《关于规定勋章奖章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保卫祖国和进行国防现代化建设中有功人员的决议》等宪法直接适用的情形。

有在释放之后又连续被俘者，不问其被俘之次数多少，一律照此办理。这是第一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中正式规定国家的赦免制度。

关于为什么要实施特赦政策, 毛泽东说：主要是又经过几年的发展，人民自己站起来了，人民有神气了，问题是个人民问题。宪法规定直接适用的领域相对较窄，适用事项一般也较为特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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